本案中，警方為破獲色情按摩店，以社會俗稱的釣魚手法喬裝為客人，至按摩快結束時被按摩女下拉褲子露出生殖器時，才表明其為員警之身分，其取證手段是否過當，始終為與論所詬病之處？
那麼警方在辦案的過程中，取證的手段應如何拿捏？俗稱的釣魚辦案手法，是否為法所容許？在甚麼程度範圍內，所取得的證據才具有證據能力呢？
一般來說，誘捕方式之辦案可區分為兩種，一為創造犯意型誘捕，一為提供機會型誘捕。
前者，又稱為陷害教唆，係指行為人原無犯罪意思，因受他人(如便衣警察或受警方唆使之人)之引誘，始生犯意，進而著手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，再進而蒐集其犯罪之證據加以逮捕偵辦；其手段顯然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，且已逾越偵查犯罪之必要程度，對於公共利益之維護並無意義，因此所取得之證據資料，應不具有證據能力。
後者，又稱為機會教唆，係指行為人本即有犯罪之意思，其從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犯意，並非他人所創造，警察或受其唆使之人，僅係利用機會加以誘捕，此乃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，原則上並非無證據能力。
本案中黃女本即已在按摩店工作，出於自己之犯罪意思，從事違法色情交易，警方僅係利用其在按摩店從事違法色情交易之機會，假扮顧客加以誘捕，故本案所取得之證據應有證據能力。
判決參照：
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755號判決。
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7699號判決。
